长沙中欧班列“双枢纽”班列首发,标志着跨境铁路从城市点对点运输转向枢纽化组织。与此同时,前10个月中欧班列开行18661列、运送186.5万标箱,回程与去程比达100.6%,为中国和东南亚货主提供更稳定的亚欧陆路衔接选择。
2026年1—10月,中欧班列开行18,661列、运送货物186.5万标箱,同比分别增长14.6%和11.2%;回程与去程开行比达到100.6%,重箱率连续50个月保持100%。在规模扩张与双向平衡并行的背景下,长沙于11月9日首发“双枢纽”班列,标志着中欧班列组织模式从“城市到城市”加快转向“枢纽对枢纽”,中国跨境铁路物流正进入网络化、集约化运营的新阶段。
18,661列
2026年1—10月中欧班列开行量
186.5万标箱
同期发送货物量
100.6%
回程与去程开行比
约15天
长沙双枢纽班列至莫斯科运输时效
一、从“点对点”到“枢纽对枢纽”,中欧班列进入组织升级期
11月9日,中欧班列(长沙)双枢纽班列从长沙北站首发,经满洲里口岸开往俄罗斯别雷拉斯特场站,全程运输时效约15天。这趟班列的意义不只在于新增一条线路,更在于运输组织方式发生变化:长沙作为中国端集结枢纽,与俄罗斯端场站形成节点化衔接,货物不再完全依赖单一城市之间的固定点对点匹配,而是通过枢纽进行集货、分拨和线路衔接。[1][2]
“枢纽对枢纽”模式的核心,是将分散货源集中到具备铁路编组、仓储、通关和集疏运能力的节点,再通过稳定班列连接境外枢纽。对于湖南制造业而言,这有助于扩大班列货源池,提高回程组织和舱位利用效率;对于承运与物流企业而言,则意味着运营重点从“开出一列车”转向“组织一张网络”。
“由‘城市到城市’的点对点直达,迈入‘枢纽对枢纽’运营新阶段。”
— 长沙晚报、湖南日报关于中欧班列(长沙)双枢纽班列首发的报道
二、运量增长背后:通道从“出口补充”转向双向贸易基础设施
国家发展改革委披露,2026年1—10月中欧班列开行18,661列,运送货物186.5万标箱,同比分别增长14.6%和11.2%。同期去程开行9,301列、回程开行9,360列,回程与去程比达到100.6%。重箱率则连续50个月保持100%,显示班列运力扩张并未以空箱率上升为代价。[5][7][9]
这组数据释放出两个信号。第一,铁路通道仍在承接外贸增长,尤其适合对时效、稳定性和跨境可追踪性要求较高的制造业货物。第二,回程货源的改善使中欧班列逐步摆脱单向出口通道属性,转向更接近双向贸易网络。对物流企业而言,未来竞争不只是比较去程价格,而是比较全程运力配置、回程货源开发和节点协同能力。
截至2026年10月,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超过14万列,发送货物货值超过5,600亿美元,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7个城市,并连接亚洲12个国家的100多个城市。网络覆盖扩大后,班列的价值也从单条线路的运输产品,转向覆盖采购、生产、仓储、通关和末端配送的综合供应链基础设施。[10]
三、对中国—东南亚货运网络的启示:枢纽之间需要更强的海铁、公铁衔接
虽然中欧班列主要连接中国与欧洲及中亚市场,但其组织升级对中国—东南亚物流网络同样具有参考价值。东南亚跨境货运具有多国、多口岸、多运输方式并存的特点,货物往往需要在工厂、内陆仓、铁路场站、港口和边境节点之间多次转换。单一城市对单一城市的运输产品,容易受到货源波动、口岸拥堵和末端配送不稳定的影响。
“枢纽对枢纽”可以将复杂的跨境运输拆分为相对稳定的节点链路:在中国端,通过区域集结中心汇聚制造业货源;在境外端,再依托港口、铁路场站或内陆物流园区进行分拨。对于面向越南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市场的企业,这种模式有助于将跨境干线与区域配送解耦,提升线路规划弹性,并减少每个城市都独立建设全套国际物流能力的重复投入。
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扩容也在强化这一趋势。2026年1—10月,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超过100万标箱。随着平陆运河等基础设施持续完善,西南地区连接沿海港口和国际市场的能力增强,重庆、成都、南宁、昆明等节点有望在中国—东盟供应链中承担更强的集货、换装和分拨功能。
四、政策重点转移:从扩大线路数量到提升全链路效率
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,“十五五”时期将加强班列全线协同,优化运输组织模式,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,统筹铁路、公路、海运和航空,积极开辟多式联运新线路,并推进班列数字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发展。[3][7]
这意味着物流企业的评价指标正在变化。过去,地方争取班列资源时更关注开行列数和目的地数量;未来,货主更关心全程时效稳定性、异常处理能力、通关效率、箱源保障和门到门成本。班列平台如果无法与公路短驳、港口装卸、仓储库存和海外配送系统连接,单纯增加发车频次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供应链价值。
深圳平湖南综合物流枢纽通过安检前置、货物预审和到场直接编组等方式缩短集结流程;截至10月底,中欧班列(深圳)已开通28条线路,通达17个国家和41座城市。西安浐灞国际港则通过自动化无人码头和班列云系统,推动海关与铁路数据联通、智能报关和集拼发运,相关班列运行效率较此前提高约三分之一。这些案例说明,枢纽竞争已经从“有没有线路”转向“能否把货、箱、数据和监管流程放在同一套系统中”。
五、港口与铁路协同,决定跨境网络的下一步效率
中欧班列与东南亚货运网络都面临同一问题:跨境干线只是供应链的一段,真正影响客户体验的往往是前后端衔接。港口、铁路、海关、船公司、货代和仓储企业如果各自运行,货物在节点之间就可能出现等待、重复查验和信息断点。
因此,“枢纽对枢纽”不应被理解为铁路替代海运,而应理解为不同运输方式之间形成更明确的分工。铁路适合连接内陆制造基地与境外核心节点,海运适合承担大规模、低成本的跨区域运输,公路负责短驳与末端,航空则用于高时效货物。未来具有竞争力的国际物流服务,将是根据货物价值、时效和供应链风险,在多种方式之间动态组合。
六、行业判断:三类企业将获得更大机会
第一类是具备区域集货能力的物流枢纽运营商。双枢纽模式需要稳定货源和高效编组,能够整合制造企业、仓储中心、短驳车队和通关服务的企业,更容易形成规模优势。
第二类是提供跨境多式联运方案的综合物流服务商。面对中国—东南亚市场的多国网络,客户需要的不只是一个运价,而是包括路线设计、节点切换、关务协同、异常预警和末端配送在内的整体方案。
第三类是能够连接业务数据与运输数据的数字化平台。报价、订舱、装箱、报关、在途跟踪和签收信息如果仍分散在表格、邮件和即时通讯工具中,企业很难对枢纽网络进行实时管理。班列云、智能报关和数据联通将逐渐从“效率工具”变成国际物流企业的基础能力。
总体来看,中欧班列的增长仍然重要,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长方式发生了变化:从单线扩张转向网络协同,从单程运输转向双向组织,从地方项目转向枢纽体系。长沙“双枢纽”班列的首发,正是这一趋势在区域制造业物流中的具体落点。对中国—东南亚货运网络而言,下一阶段的关键也将不是简单增加线路,而是建设能够承接货源、连接港口、整合数据并稳定服务的跨境枢纽。
Fontes: 中国铁道学会:中欧班列(长沙)双枢纽班列首发; 国家发展改革委:提升中欧(亚)班列发展水平; 中国经济网: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14万列; 每日经济新闻: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中欧班列发展情况; 长沙晚报:中欧班列(长沙)双枢纽班列首发; 网易:中欧班列智能化与枢纽建设报道; 财联社: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量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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